在偶然看到一个班主任介绍他的治班理念时，我不禁立即想起了自己治班理念的转变，想起了他----董蕾，一个彻底改变我的治班思想的调皮学生。
在我担任班主任工作的初期，我崇尚法治，对学生实行高压政策，用严刑峻法来保证班上的学风和班风，我坚信严师出高徒。尤其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高012班，我从一开始就认为它是一个乱班，所谓乱世须重典，我更加相信必须要铁腕治理才能挽救这个班。于是我从一开始给他们立下种种高压线，几乎不给他们笑脸看。可是一年过去了，班风依然如故，而我却得到一个绰号----陈克育政府（类似于法西斯专制政府的意思）。听到有学生这样“夸奖”我，我虽然有点难受，但在治班的理念上却没有丝毫改变，当时的我相信学生迟早会理解我的一片苦心，理解我的严其实也是一种爱。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我与董蕾之间的一次大争吵。
下面我再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调皮学生董蕾，应该说整个高012班里调皮的学生很多，而董蕾则是他们中的集大成者。他平时衣冠不整，夏天时上衣经常就扣一个扣子或者是干脆就不扣，常常带着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，他脾气暴躁，看谁不顺眼脏话就会从他的嘴里出来，为此多次与同学干仗，虽然他的个子不高但挺横，班里的学生好像都有点怵他；他不爱劳动，他曾说过他在初中时从未值日过，所以班里几乎没人愿意和他在一个小组，我班的班干部虽然对他很不满，但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无可奈何；在学习上由于他的态度不端正，所以成绩不言而喻，作业也是马虎潦草，常有抄袭现象，上课还经常迟到等等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对教师的批评总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，充耳不闻。作为班主任，我对他的言行举止自然很是不满，而他对我这样一个毫无人情味的班主任也早已不感冒，我们之间的冲突终于在二年级的一天不可避免地大爆发了。
那是一个下午的自习课，因为没有老师辅导，教室里的后面总是有人在说话，课堂上一直乱哄哄的，但我却搞不清楚说话的是哪些学生，因为只要我一进教室，班里便立即安静下来，我在制止了两次后开始失去了耐心，在讲台上我对着全班学生大吵一通后，又让后三排的学生全部到操场上去跑圈，结束后，我仍旧余怒未消，把其中我认为最需要教育的三位学生留了下来，继续对他们进行“培训”，其中就包括他。但这时的董蕾开始反击了，我感觉他可能也是忍无可忍----因为他能到操场上去跑圈就已经是很给我这个班主任的面子了，他开始顶撞我，我很生气，我们俩从开始的有点理性论辩到后来的失去理智的大吵大闹，我们的情绪都在一步步地升级，都失控了，甚至连当时的主管教学的副校长----司校长在一旁都没能制止住。我当时感觉我的班主任尊严和权威受到了严重冒犯，而他则说我太偏心，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，明明是全班都在说话，而我却只是处罚教室后面的学生，还体罚学生跑圈等等。我们争吵的原话现在已经忘了，大概意思就是这些，可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最后的几句，我下定决心地朝他嚷：我哪怕是不干班主任我也要把你给撵滚蛋，咱们班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他听了，也丢下一句话：不上就不上，有什么了不起。说完转身就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生气和发呆，当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。我要感谢司校长，是他在当时不仅没有责怪我，反而安抚我说本校的学生素质较差，像这样的学生让他回去冷静一下也好，同时你也要冷静一下，并说越是问题学生越需要用爱心和他们交流等等。司校长的几句话让我稍稍冷静一些。
第二天，我让学生把董蕾的课桌椅都搬进我的办公室，我决意要给他一个教训，起码要给他一个处分。我等待他来找我，当时心想看我怎样收拾你，反了你。可是第二天他一整天都没来学校。第三天也是如此，我有点失望，第四天我就有点不安了，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他的桌椅，决定给他家人打电话，可是却不通，后来我知道是他家换号了。我开始担心起来，不知他现在是在家还是在外面？会不会出事？他的家人会怎样看待我呢？我胡思乱想，并开始自责自己当时的不冷静。第五天，在我正准备让他初中的同学去他家找他时，他却来了，还有他的爸爸。见到他们后我暗暗松了口气——还好，他总算没有出事。最幸运的是他的爸爸是一个非常明事理的人，而且很坦诚，他对我说：“
这件事虽然很快就平息了，但它给我的反思却并没有结束，给学生一个机会、一份希望和理解竟然使一个人出现如此大的变化，这是我从来就没有想到的，我开始对我以前的治班思想产生怀疑，对待自己的学生真的需要用高压政策才能使他们成长进步吗？从我坚持了一年的严刑峻法的效果看，班风和学风根本没有什么质的改变，大部分学生都是表面上没有问题，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学习状态，正如《论语》所说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礼且格”，大致意思是以政令来治理，以刑罚来管束，百姓会因求免于刑罚而服从，但不知羞耻，以德行来教化，以礼制来约束，百姓会因为知道羞耻而走上正善之途。我为什么不去用“心”唤醒学生的责任心和学习动力，让学生从“要他学”变成“他要学”，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学习态度，反而用最简单、最粗暴的方法去用“力”强迫他们呢？我想我可能是太无能了，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来维持表面上的纪律，而对最应该解决的问题却一筹莫展。我感到很愧疚，因为可能因自己的无能而误不少子弟。于是我一方面加强学习，另一方面我开始调整治班思想，不再以单纯的纪律好坏为重点，而是想办法去感化学生，让他们知道学习的重要性，激励他们的自尊心和上进心。当然以前法治原则基本保留，但在具体问题上逐渐开始人性化，到高三时我逐渐形成了外法内儒，剂之以道的新治班理念，有的时候我也采取道家的无为而治，让学生在自我反思和总结中进步（这和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外儒内法、剂之以道有点相似）。经过调整，我们班的班风从根本上开始好转，师生关系更加融洽，学习成绩也在高考中超额完成学校下达的各项指标，因此，我到现在还非常感激董蕾，是他让我明白教育的真谛----那就是爱。
（文：陈克育）
